簡介：最近，蘇丹國內形勢惡化，中國海軍導彈驅逐艦南寧艦、綜合補給艦微山湖艦緊急駛赴蘇丹，執行撤離我在蘇丹人員任務。截至目前，在多方共同努力下，24日到達集合點的中國公民及外籍家屬全部撤離成功，已有1300多名中國公民安全轉移。這次干凈利索...
最近，蘇丹國內形勢惡化，中國海軍導彈驅逐艦南寧艦、綜合補給艦微山湖艦緊急駛赴蘇丹，執行撤離我在蘇丹人員任務。
截至目前，在多方共同努力下，24日到達集合點的中國公民及外籍家屬全部撤離成功，已有1300多名中國公民安全轉移。
這次干凈利索的撤僑行動，有很多感人瞬間，無論是抱著孩子的海軍小姐姐，在碼頭喜極而泣的大姐，還是粘著國旗護送同胞的大巴，這一次，大家再一次都為祖國感到了由衷的驕傲。
不管怎么說，只要人平安，一切都好。但是，咱們的人是走了，可中方企業留在蘇丹的那些資產可咋辦呢？
一、撤僑之后會發生什么？
就拿十二年前那場利比亞撤僑來說吧。
2011年1月，利比亞內戰全面爆發，局勢很快就蔓延全國，利比亞的中國工廠遭到暴徒襲擊，中資企業被迫全部停產。
當時在利比亞的中國工人大約有三萬，而且大都分散在利比亞的各個地方，在中國啟動一級響應決定全部撤僑后，空軍的4架伊爾-76和海軍第七批護航編隊徐州艦抵達利比亞撤僑。
在不懈的努力下，在利的35860名中國公民全部成功撤離，還順道幫忙撤離了2100名外籍人士。
這次撤僑行動，全面展現了我國的軍事、經濟、外交實力，創造了全世界有史以來的最高紀錄。人確實是安全回來了，但中國企業最擔心的事情還是發生了。
據商務部統計，中國在利比亞在建大型項目共計50個，涉及75家企業，合同總金額達188億美元。
除了這些與政府的投資項目之外，中國公民在利比亞的投資也超過30億美元，內戰爆發后，這些工程項目就已經全部暫停，而撤僑后，中資企業更是只能停滯甚至放棄。
中國最直接的損失就是固定資產了，與西方國家在當地提供服務的輕資產模式不同，大部分中國企業在利搞的都是工程承包，備有大量的工程機械、場地設施和辦公樓宇，是典型的重資產模式。
打仗的時候，炮彈可不長眼，再加上一些別有用心之人的蓄意破壞，中國人撤出之后，必然會有大量的固定資產損失，但是這些肉眼可見的損失跟后面比起來，那就是小巫見大巫了。
據國資委統計，中國企業在利比亞的投資主要集中在基建領域，在這個領域的損失特點就是“干得越多，損失越大”。為什么這么說呢？
因為按照慣例來講，項目合同資金的支付方式主要是按照工程進度再加上15%預付款來的，這個工程預付款就是，甲方會在工程開工前，按當年預計完成工程量造價總額的一定比例，預先支付承包方的工程材料款，其主要用于購買工程所需的材料和設備。
這里面的主要問題就是，雖然企業可以獲得部分預付款，但預付款一般逐月按工程進度從工程進度付款中扣還，而且甲方支付進度款還要有2-3個月的審核期，結果等企業能拿到該得的錢就得到3個月甚至半年后了。
而按照慣例，在利比亞實施的工程項目，都是中方企業先墊資，這樣的話一旦工程因不可控因素停止，在建項目完成度越高，工程承包商損失就越大，反之，要是施工進度小于預付款支付比例，沒準就能平一下賬。
據了解，中國企業在利比亞的合同大部分已開工，像當時在利比亞施工進度最快的三家中國企業——宏福建工、北京建工和中國建筑，損失就不少。
宏福建工為例，其撤離利比亞時完成工程總量的36%，利比亞方面已支付了15%預付款和15%的進度款，總額約10億元，有6.6億元應收賬款未收回。
中國建筑當時在建的主要是利比亞政府的國民住宅項目，大概有2萬套，工期40個月，累計合同額差不多30億美元，項目已完成工程量近50%。
這部分的損失是不可抗拒力造成的，而下面還有更惡心的人為因素。
2011年3月25日，中國人剛撤出沒多久，利比亞撒哈拉銀行已向中國的葛洲壩集團、中國水利水電建設集團、宏福建工等公司針對預付款保函進行索賠，要求五天之內必須給銀行方面答復。
這個預付款保函就是承包商通過銀行，向業主開具的按規定償還業主預付款的擔保書。按規定，只有中方承包商既沒能履行合同，又不愿退還業主已支付的預付款時，銀行才會把預付款退還給業主，并向承包商索賠預付款的本金和利息。
可問題是那個時候預付款保函還有半年才到期，這種銀行提前索賠的現象純屬惡意索賠，簡直就是惡人先告狀！
利比亞撒哈拉銀行向宏福建工索賠額約4億元，對葛洲壩集團索賠的更多，而撒哈拉銀行提出的要求堪稱流氓：要么中方企業賠償預付款本金和利息，要么把預付款保函期限延至2012年12月31日。
這對于中方來說純粹就是伸頭一刀、縮頭一刀，選擇賠償的話，損失更大，保函延期的話，又要增加一年的風險和保函成本，而且即使銀行停止索賠，中國企業的信用評級也要被下調。
這么一折騰，等于說此前利方預付的工程款，很有可能也要被他們給要回去，甚至可能還要變本加厲，你就說惡不惡心？
而且當時在利比亞搞基建的時候，由于當地建筑材料缺乏，中國企業搞工程所需的建筑材料大多從國內采購，項目中斷后，很多企業無法按期給原材料商支付貨款，再加上很多工程采用的是分包模式，后續就導致了一系列三角債問題。
還有3萬多名撤回的人員安置費、人工費以及由此產生的賠償問題，也是中國企業面臨的大難題。
像當時因積極協助撤僑上了新聞聯播，并受到外交部表彰的世紀華豐，本來是中國民營企業500強、中國建筑綜合實力百強企業。
早在2007年，世紀華豐就進駐利比亞房地產市場，并在當年與利比亞政府簽訂了EPC合同協議，開發建設占地面積6000畝的5000套民居和基礎設施，合同造價33.54億元。
當時，世紀華豐旗下的核心企業，華豐建設聘請了民族證券作為輔導機構，正在進入上市輔導期，并明確希望“力爭2011年底成功上市”。
但在2011年受利比亞局勢影響，世紀華豐不得不撤回在利比亞項目的所有員工，本來好多主體工程很快就要竣工了，結果因為局勢變化太快，人不得不撤，很多工程設備和原材料都來不及取，結果損失慘重。
因在利比亞投資無法收回，世紀華豐被國內銀行系統列為“風險警示”行列，各家銀行對其的貸款窗口幾乎都關閉。
加上企業自身攤子鋪得過大、管理存在漏洞，導致經營一度陷入困境，本來2011年如果沒有停貸還能緩過來，結果這么一折騰，資金鏈斷了。
像旗下的華豐置業，在建項目不是停建就是緩建，不少項目出現虧損，后來只能面臨破產重組，最終成了死在沙灘上的“前浪”。
二、中國的海外資產到底如何保護
跟利比亞差不多，中國在蘇丹投資的主要領域是石油開發和基礎設施建設。
自1995年以來，中國一直在蘇丹開展石油、天然氣和其他基礎設施等方面的投資和貿易合作，中國幫助蘇丹建成的一體化石油工業體系，一度使蘇丹實現了石油自給自足，盈余出口，中國投資占了蘇丹外來石油投資的75%。
據商務部數據顯示，2011年南蘇丹獨立前，中國就累計向蘇丹投資超過200億美元，用于建設石油、天然氣、電力、交通等領域的項目。
2011年南蘇丹獨立后，由于戰亂頻發導致的停工、延期等，都會增加項目成本，因此中國對蘇丹的直接投資，特別是投資額較大的石油項目一直在日漸減少，而在蘇丹的中國公民也從最多的3萬多人下降到了今年的1500多人。
不過，從投資存量來看，2020年底的時候，中國在蘇丹的直接投資存量有11.2億美元，雖然照2011年的15.2億美元少了不少，但總體來看，中國在蘇丹的投資規模還是比較大的。
而且近些年，中國和蘇丹在石油、基礎設施、農業和采礦領域的合作還在繼續，像中國援建的屠宰廠項目、礦產資源勘探開發項目、機車訂購合同等。
這次從蘇丹撤僑，中方企業必然還會面臨巨大損失，那么到底有沒有挽回損失和救濟權利的辦法呢？
答案是有的。
就目前情況來看，能對海外中國企業進行保護的主要途徑有兩個，一個是通過國際貿易的保護措施，另一個是通過國家簽訂雙邊投資保護條約的方法。
我們知道，無論是貨物交易還是勞務輸出，國際貿易都以合同為前提，一般情況下，有問題可以根據合同法索取賠償，但是各國合同法都普遍存在不可抗力或情勢變更的例外規則。
像戰爭這類無法預料的、無法抗拒的、無法避免的外部力量，就是不可抗力，也就是說形勢發生了重大變故，完全超越了當初履行合同的客觀條件。
這樣一來，中國企業在這種例外情況下，最多只能不再繼續履行合同，而沒辦法主張要求對方給予賠償損失。
雖說投保也能夠對沖戰爭風險，像在利比亞撤僑后，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就分別向葛洲壩集團、中國建材支付了賠款1.62億元、4815萬元。
但這保險企業也是中國國有企業，那就相當于錢從左手倒右手，損失只是轉嫁，并沒有消失，而中國企業一般找的都還是中國的保險公司，所以說這個途徑并不怎么好走。
而且，中國在蘇丹搞得基本上都還是基礎建設工程，無論是誰上臺，這些項目都得搞，所以，中資企業往往都選擇的是繼續履行合同，而不是要求依據合同賠償。
由于中國企業在海外投資承包工程，大多采取的都是合資的形式，獨資項目比較少。所以，解決糾紛的途徑往往是協調、調解和遵從國際約定。
這個時候，就需要國家簽訂的雙邊投資保護條約出面了，這類條約當事國一般會相互承諾保證擁有對方國家的公司，能夠得到最惠國待遇、國民待遇等一系列權利，以及明確解決爭端的機制。
只有在雙邊機制下，當風險發生時，才能要求東道國對損失進行補償，而海外投資保險公司在向被保險企業支付了賠償金之后，則可以代替企業向東道國主張賠償，這就是美國和日本早已玩得滾瓜爛熟的雙邊“代位求償”制度。
所以說，這個雙邊協議就是現階段解決中國企業海外糾紛最重要的法律武器，像此前中國與突尼斯、埃及在解決海外投資糾紛時，就很大程度上利用雙邊協定，保護了中國企業在當地的利益，而由于跟利比亞沒有簽署投資雙邊協議，所以中國企業的損失就只能基于外交保護原則來解決了。
好在中國2010年就跟蘇丹簽訂了《關于鼓勵和相互保護投資協定》，里面已經對中方企業的投資如何保護做出了詳盡規定，所以后面只要蘇丹執政政府承認，那么中國企業就可以聲索賠償。
當然了，上面這些都是軟手段，在撤僑和武裝干涉之間其實也有一些相對硬一些的手段。
比如說，中國派遣非武裝的安全顧問或私人保安公司，為當地的中國公民和企業提供保護，這也是目前中國在海外比較常見的保護模式。
中國也可以跟當地政府或控制區域內的武裝力量建立合作，通過情報共享、人員培訓和武器裝備援助等方式，就能在不直接武裝干涉的情況下，確保中國公民和企業的安全，維護海外利益。
還有就是在某些極端情況下，中國也可以采取有限度的武裝行動來保護中國公民和企業，比如派遣特種部隊營救人質或保衛關鍵基礎設施，這種局部武裝保護效果絕對立竿見影，但是必須得控制在一定規模和范圍內，不能引發全面武裝干涉的負面影響。
隨著中國的不斷崛起，會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走向世界的各個角落，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也必然會使保護中國海外公民和企業更加復雜。
在經歷過這次的蘇丹危機后，也許我們更應該意識到，保護中國的海外利益不可能一蹴而就，也許這條路會很漫長，但這也是中國展示實力和承擔責任的必經之路。
既然選擇了遠方，便只顧風雨兼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