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當呼吸機是肺， 透析機是腎， 血儀器是骨髓，鼻腔進食管是腸胃，幾乎所有生理機能被機器代替時，患者/我們到底是死了還是活著？”“假如你必須選擇如何終結自己的人生，你愿意以怎樣的方式離去？”4月16日，在“不一樣的社會觀察”第三季懇談...
“當呼吸機是肺， 透析機是腎， 血儀器是骨髓，鼻腔進食管是腸胃，幾乎所有生理機能被機器代替時，患者/我們到底是死了還是活著？”
“假如你必須選擇如何終結自己的人生，你愿意以怎樣的方式離去？”
4月16日，在“不一樣的社會觀察”第三季懇談會上，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景軍和云南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袁長庚不約而同地針對“生死”話題發問。
景軍老師收集了401份死亡敘事，提煉出“尊嚴死之辯”的問題，叩問“死亡的現代性”。袁長庚老師則在“理解死亡”的大學通識課上，直面了年輕人的生死觀變化。
本期，我們精編了兩位老師的現場發言，與讀者朋友們一起探問生死。
一、臨終關懷與尊嚴死之辯
景軍：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1994年在哈佛大學人類學系獲博士學位。目前研究重點為涉及公共健康領域的社會和政策議題。
這是一個合作研究，是跟中國11所大學的教師聯合一起做的。我們收集了401份死亡敘事，包括家屬、醫務人員、社工、志愿者、護工。與訪談對象的交流時間最短20分鐘，最長幾個小時，其中家屬有關親人病故的敘事內容極為豐富。
我們的研究意識首先是探索死亡的現代性。在我的定義中，死亡的現代性主要由科學技術決定，二戰以來，各種各樣的先進醫療技術出現。在文章里，我寫了這樣的話：“當呼吸機是肺、透析機是腎、血儀器是骨髓、鼻腔進食管是腸胃，幾乎所有的生理機都能被機器替代時，患者/我們到底是死了還是活著？”
在我們國家，我們對死亡判斷是以呼吸、心臟和脈搏作為標準，在一些西方國家，腦死亡也被作為判定死亡的一個標準。腦死亡給科學發展留出更大的余地，也就是在腦死亡的情況下，人們進行器官移植的可能性更大?？偠灾?，在大多數情況下，現代人的死亡都是帶有現代醫療技術干預痕跡的死亡。
我們研究的問題是比較傳統的善終之難和現代的善終之難。傳統善終之難主要是指這個人不是死于非命，也不是橫死，而是善終，就是一種正常的病死或者更高境界的自在圓寂。但要把傳統的善終概念移到現代就非常難了，因為現在的死亡多少都帶有一些野蠻的意味。所謂野蠻，即我們并不讓死亡自然而然地發生，我們會采取各種各樣的方式對死亡的過程進行干預，我們想把已死的生命變成非死的生命，我們想把非死的生命變成仍然活著的生命。
在這種意識之下，現代人的死亡確實出現了一個大挑戰。面臨這種挑戰，有一些學者和社會人士提出安樂死、尊嚴死、臨終關懷的醫院化以及安寧療護的普及化這樣一些概念，所有這些概念實際上都是針對野蠻死亡的狀態提出的。
在這個研究問題之下，我們提出三個具體問題：尊嚴死怎么才能可能？在生死關頭，中國人的孝道怎么才能可能？最關鍵的一個問題，可能也是很多人過去不經常想的，即一種正常的死亡而不是壯烈犧牲，這種正常的死亡能夠有價值嗎？
1. 尊嚴死何以可能？
談到死亡的時候，我們首先要意識到死亡問題帶有社會不公正的問題。比如在我們國家，農村居民因病死于家中的比例大大高于城市人口，各種人群因病死于家中的比例大大高于公職人員，低收入的人因病死在家中的比例大大超過高收入人群。即便是城市居民公職人員或者高收入者，他有經濟條件，死于醫院的時候，也往往難免身心的極度痛苦、醫療費用過高和過度診療。這彼此之間的綁架，導致患者耗盡一生的積蓄。
我們做過700多個癌癥患者及其家屬的采訪，災難性醫療衛生支出占94%以上。這個“災難性”有嚴格定義，他一個月到一年的醫療費用超過家庭收入的40%，就是一種災難性的醫療衛生支出。當既不能救命，又不能保證基本尊嚴的時候，這種雙重的剝奪是一種“肉身經濟”的必然。
2. 生死關口的孝道何以可能？
我們通過400多個死亡敘事，100萬字的資料收集，從每一份文件里大概都能看到，在生死關頭，我們中國的家庭是沖在前頭的，比醫生、護士走得更遠，比其他任何醫療干預走得更深。也就是說，在生死關頭，家庭是最主要、最基本的一個照護單位。但是傳統的孝道和傳統的親情觀念也具有雙刃劍的性質，體現在病人的知情權和自決權的困境。
通過我們的研究，在瀕死狀態的時候，他的瀕死意識可以分成四種：第一個是全然不知，他自己還以為非常好，但實際上已經生命垂危了；第二個是自檢自覺，醫生也不告訴他，家屬也不告訴他，他用各種方式能夠察覺到；第三個是善意維持對生命的幻想；第四種是能夠公開地講，做好死亡的準備。
在這種情況下，孝道實際上是非常難的，或者說個人的自主權是非常難的，他缺乏的是醫事三方協商機制，也就是患者、家屬和醫生能夠形成一個比較好的互動方式。我們通過大量的調研，最后發現最嚴重的問題就是個體的自決權會喪失，因為缺乏醫事三方的協商機制。
3. 有價值的正常死亡何以可能？
正常死亡這件事變為一個更嚴峻的問題，就是我們怎么能夠在死亡中發現死亡本身有價值。清華大學的老教授潘光旦先生在1947年時曾寫過，中國人面臨死亡的時候，對大多數人來說是一個正常的過程。因為以前的中國人對待死亡有一套傳統規則。我這里說的是“超自然主義信念”，實際上就是宗教信仰，相信人可以轉世、人可以再生、甚至身體可以投胎，另外中國人還有一套觀念就是血脈傳承，也就是說你膝下有許多子女，你會感覺到你的血脈在傳承，從中也可以得到些安慰。
潘先生還提到，中國人面對死亡時的不畏懼，還有另一種出路，也就是立功、立德、立言。潘先生認為，這對少數人來說仍然是可能的。我認為，立言、立功這兩件事情還是比較現實的。古代人所謂的立德是對國家直接作出貢獻，但是在生活中立功、立言還是可以的。
在現代社會，怎么具有超自然主義的概念？怎么還能繼續血脈傳承？怎么立功立德立言？這都跟現代社會的現代性稍微有點脫節。我們通過研究發現，一部分已經亡故的人有一種“有價值的正常死亡”，實現的方式是通過生前的預囑對生命作出安排：
一部分通過生命的贈予，比如向社會捐贈器官；一部分是物質贈予；還有一部分人選擇生前葬，就是在自己還沒去世的時候，就選擇與自己的親人告別、與自己的同事告別，因為他已經得知自己得了重病，這時他還可以表達對其他人的期待和鼓勵；最后一種是生態葬，如海葬。通過我們的研究，在一部分已故者自己的作為上，我們能夠看到正常死亡是可以有價值實現的。
在我們的研究中，我國生前預囑的推廣有兩個版本，一個是法學界的版本，一個是從美國抄來的版本。我們把這兩個版本跟死亡敘事的資料對比發現，在400多人中沒有一個人用過正式的推廣文本。在這兩個版本中最主要的問題是什么呢？我認為，這兩個版本全都是“我”字當頭。
法學家的版本是：“我不愿意接受心臟復蘇術”“我不愿意使用呼吸機”“我不愿意給予人為的進食和水”“我不愿意使用抗生素”“我不愿意氣管切割”“我不愿意接受創傷性治療”“我不愿意接受以下其他治療”。從美國抄來的版本是：“我要或者不要什么治療”“我希望或者不希望用生命支持治療”“我希望別人怎么對待我”“我想讓家人和朋友知道什么”“我希望什么人幫助我”。從行為上大家就能看出來這是“我”字當頭的生前遺囑，我認為，在中國社會，“我”字當頭是行不通的。
深圳市已經做出了決定，使用“我”字當頭的遺囑，即死亡選擇權。深圳市在全國帶頭去做，它的口號是讓生命有尊嚴地、安然地謝幕。但是，安然謝幕恐怕是有問題的，因為我們一個人在社會并不是個體的存在，而是一種“關系自我”，這是我們通過研究提出的一個新概念。
在關系自我中，我們可以發現，這個房間里有朋友關系、師徒關系、夫妻關系、親子關系，各種各樣的社會關系。在我們臨終決定的時候，首先我們會考慮到自己，但是我們的臨終決定一定是和他人有關聯的。在談及尊嚴死的時候，“我”字當頭、唯我的歸宿還有一個問題，它不去鼓勵一種反向關懷。當一個人臨終的時候，他接受關懷，這叫我從別人那兒得到關懷，但是一個臨終者如何對他者、對世界表示關懷，表示一種反向的關懷？
我們通過很多敘事發現，有很多老年人在去世的時候，都用掙扎的聲音和掙扎的身體或手勢來表示最后對世人、對家人的關懷，比如：我的房子應該怎么處理、你媽媽該怎么照顧、我最擔心什么事情。按照我國傳統儒家的家庭倫理來說，這是我們可以想象到的。但還有一些是超越性的，比如：有人會說，我既然不成了，雖然我很有錢，我也不希望延長我的生命，我希望為社會把這筆錢節省下來；還有人選擇了生態葬，比如海葬，我不占用土地；還有一小部分人選擇了捐獻自己的眼角膜、自己的腎等等?？偠灾?，這些都是我所說的反向關懷。
反向關懷在儒家、道家和佛門中人里都有文字性表達，比如佛門之人所講的世間法和出世間法。世間法就是一個人在臨終的時候對周邊的人表示反向關懷，出世間法就是我以我的死亡的這個過程向世人證明死亡并不可怕。這兩個都是一種反向關懷。
尊嚴死現在非常難的點在于現在的醫療生態基本上是一種工廠政體，充斥著肉身經濟。肉身經濟的代表之一就是過度治療，醫德發生了危機。在我們的這401個敘事中，一個人得病了之后，尤其是農村的人，他首先想到的是我要給我爸媽找最好的治療條件，從此開始他就動用自己的社會資源和關系。剛才講的四種瀕死意識是來自告知之難。
我們的研究同時還有900份問卷，發現患者自己明確地決定自己最后應該怎么度過、最后應該有什么選擇的只占20%，其他的所有決定都是別人做出的決定。別人做出的決定中有70%以上是孩子們做出的。孩子們做出的決定跟老年人做出的決定又是不一樣的，老年人做出的決定是放棄、保守治療，孩子們做出的決定是堅決不放棄，傾向常規治療。在這種醫療生態之下，法律中所講的、從美國抄來的“個人主體性”的講法是有點行不通的。
我用一張照片展示一下“關系自我”，這是中國一位特別著名的藝術家渠巖用照相機照出來的一個人臨終時家人們的照顧。父親坐在床邊，母親坐在對面的床上，小姨坐在母親的身后，旁邊是爺爺。從照片中我們看到，當一個人臨終的時候，他絕對沒有自我的存在，或者說他有自我的存在，但是和他人是并行的。
根據數據可以看出，由于醫療家庭主義的存在，預立醫療照護計劃（生前預囑）在中國的前景是渺茫的，我們需要從患者個人自體性的唯一選擇轉向一個協商性的選擇。
關于反向關懷，我引用唐代詩人寒山說過的話：“莊子說送終，天地為棺槨。吾歸此有時，唯須一番箔?！奔词钦f，我活著的時候可以非常燦爛，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可以一切從簡。
再講一些反向關懷的實例。比如上海教師于娟，在得知自己得了不治之癥之后，堅持寫了十多萬字的日記，有兩千多萬人讀過她的日記。這就是她以死來表示對他人的關懷。作家史鐵生最后的幾部作品都是在講自己的肉軀和身心在和病魔做斗爭的經歷，他最后選擇了大體捐贈。
這是北京、上海、青島、深圳各地的海葬數據：上海（1991~2020）4萬余例；青島（1991~2020）1.7萬例 ；北京（1994~2020）2萬余例；深圳（1998~2020）3.6萬例。這種海葬幾乎全部是被火化了的。
這次活動現場有很多人在寫作，虛構寫作或非虛構寫作都沒有關系，我覺得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虛構里也有真實。去年有一位導演讓我參加他的一部電影，電影中講到如何處理死亡，我沒有接受，但是他給了我一個靈感，我自己要寫一部電影劇本。劇本中的四個人都是我多少知道的四個人。
第一位就是清華長庚醫院的路桂軍大夫，他四年前在北京舉辦了一個生前葬。那天上午我到了會場之后，發現會場中擺了一具棺材，路大夫就在棺材里躺了兩個多小時，旁邊的人都是吊唁的。最后陸大夫從棺材里爬出來跟大家交流，他辦這場生前葬的主要想法就是突破國人的死亡話語禁忌。
第二個故事是發生在南京鼓樓醫院的一件事情，一對夫婦留下了人工授精的胚胎，但是他們出了車禍死亡，男方家母親堅決要把胚胎取出來，拿到緬甸找代孕，女方母親覺得可以把胚胎送回到大自然。
第三個故事是一個富翁，生前想自己做器官捐贈，但由于他的子女堅決反對，把這個富翁變成了一個植物人。
還有一個故事是一個云南的農民背著自己父親的尸體一路走回云南，試圖讓父親魂歸祖界。
最后，我用“告別冰山”來結束，是什么意思呢？冰山在近100年以來一直在消失，它和我們的生命是一樣的，冰山的消融和人的生命消融道理是一樣的，是自然界的悲哀，也是人類的悲哀。我想通過這幅畫和“告別冰山”的這四個故事想告訴大家的是什么呢？實際上，生活的復雜性比我們學者面臨的分析歸納的這些概念總結還要復雜。
二、知識介入世界：“理解死亡”通識課的“創作理念”與實踐
袁長庚：云南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博士。主要研究領域為醫學人類學、倫理人類學、生死學。近年來關注轉型社會的死亡觀念重構與臨終實踐。
今天來的大多數我的同行、師友都要講一個具體的研究或者最近這些年的發現，但是我做的這個事是一個份內的事情，不是一個成型的表述。按照這個活動的要求，我可以幫助大家了解當代社會的某些面向，這是我這個課沒有辦法做到的。
去年，借著幾位媒體朋友的報道，突然這個課就進入了公眾視野，對我有很多溢美之詞，但是我個人覺得這個課不能算是成功，它有無數遺憾，到現在為止也沒有形成一個體系式的一本書或者某些成型的論述。
上星期在云南大學開了一個人類學的會，我從做藝術的朋友那兒偷了一個概念，或者說偷了一種講述的方式。我就談談如果把這個通識課當作一個藝術作品，我的創作理念是什么，以及在這個過程中它做到了什么或者沒做到什么。
這門課程是在深圳南方科技大學任教的時候開的一門全校通識選修課。南科大這所學校，比較特殊，每年只招收理工科的學生，沒有文科專業。當時我們人文科學中心和社會科學中心主要是向全校的同學們提供人文社科類的通識選修課。因為沒有學科建設，可以說設計課程非常寬松，你只要是論證覺得合理，基本上都會通過。這個課我開得特別早，一到學校以后第二學期就開了這個課，一共開了5次，全校學生都聽。
我想分享當時開這個課的一些想法，這是我這些年來最有感觸的一個部分，因為我一畢業，畢業證都還沒有拿到就進了南科大教書，南科大的狀況又比較特殊，尤其是我在的前一兩年，改革的口號和探索的慣性還在的時候，我一上講臺就遭遇了很大的沖突。我相信很多同行，跟我年齡差不多，我相信我們在讀博士的時候，對自己未來的工作狀態是有個想象的，比如我就是一個人類學老師，我就講人類學通識課、基礎課、專業課，最多講講一些跨專業選修課，飲食人類學、全球化研究等等。
簡單說，在我的培養體系里，我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是在一個具體的專業化軌道上前行的。但是我在南科大一上講臺就遇到一個沖突，其實在座的學生對于你的學科體系里成立的邏輯沒有任何意義上的興趣，他不用去關心為什么全球化在人類學里是一個問題，他反而會問你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比如：為什么全球化這件事重要？因為我已經生活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了，我沒覺得我遭受到什么沖突或者有什么不適的問題，但是你為什么告訴我這個事重要？
第一學期我上課上得蠻成功的，這個過程里比較痛苦的問題是，我感覺這個課堂離學生是有距離的。我當時有一個感覺，學生要求我在這個課程框架上處理的問題跟我自己想象的這個課的設計是有區別的，學生要求我，你要直接回答意義、價值，什么東西為什么是對的、為什么是錯的。因為我不是教歷史、教文學，我不能在審美或者在歷史事實上去理解、去告訴學生我授課的意義。
我作為一個人類學家，你講的所有的課程唯一的價值就是告訴他，你的知識和時代生活之間的關系是什么，它要求你從組織架構上重新思考課的問題。當時我的想法是我要重新設計課，不是指我要挑選一個領域或者一個內容，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要改變對課的理解，如果在那樣的情況下，你就必須設計有“賣點”的課，你如果要得到學生的尊重，它不是一個取悅的過程，你至少要制造一個擾動、創造反常的現場才可以。
在那樣的環境里教書，課堂在某種意義上是劇場，它其實是抽離日常生活的，我的學生從一二年級開始每天有5小時以上的時間會在實驗室里度過，剩下的時間要么在寫作業、要么在上課，他根本不會觸碰到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問題，你一學期的這個課程變成他日常生活里的一個例外狀態。所以我當時認為，必須要放棄學科的邏輯，因為坦白講，你的學科在他們眼里不重要，但是你要有足夠嚴肅性、足夠有緊迫感的問題才可以。但是我覺得，在這個前提下，傳授的整個過程應該是準確的、嚴肅的，態度上應該是坦誠的。這是“理解死亡”這個課程的設計背景。
它的整個架構，每個學期不一樣，大致上有一些輕微的變動，基本上還是用三個單元的方式講述。第一個單元是基本理念的介紹，就是你設定一個理解死亡的基本框架。第二個單元有點像死亡社會學/死亡人類學的授課狀態，就是專題式的。第三個單元，我有意識地要拓展對死亡的理解，我會介紹很多在學生們看來跟他的成長經驗甚至跟他的歷史文化環境都相對比較陌生的東西，像大屠殺，在歐洲，大屠殺是一個集體的記憶，甚至是倫理學的一個起點，還有像自殺問題。
我后來問，90%的學生選這個課其實就是想聽自殺這一節，這也是他們實際上私底下討論甚至想象過很多次的問題，但是他不知道這個問題在人文社會科學的處理中是怎么樣完成的。像災難，我那時候正好跟同事們談災難人類學課程，里面就包含了災難人類學的討論。這個課后半段進入新冠期間，在新冠期間，生老病死就是你眼前的事情，你怎么用一個課來處理它。
我在這個課上感受到的一些東西，這也是媒體報道時用的比較多的一個案例。每年課程之初的時候，要么第二節課，要么第三節課，我在課堂上會進行這樣一個討論，問他們一個問題：假如你自己是人生劇本的書寫者，但是你的選項很有限，只有4個選項，你覺得你能接受的離開世界的方式是什么？如果是景軍老師，一看就會知道，這是一個特別典型的醫學人類學小游戲，這里面不同的元素之間，包括不同的疾病狀態之間，實際上是預設著你對人生的想象的。我最早的時候就設立了這樣的題目。
坦白講，我當時覺得第4個選項是最極端的，不應該有太多人考慮的，因為這是我們看來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國外，這是一個最殘酷的狀態。但是讓我感到比較意外的是，每一年的課程，第4個選項都是選擇的人最多的，有一年全班有70%多的人選4。當我講完最后一輪課后的春天，發生了東航空難事件。我記得很清楚，突然有一個學生給我寫信說，老師我現在理解你為什么說第4個選項是很激烈的。
在我看來，我一開始覺得學生是跟我開玩笑或者他們故意地用一種搗亂的心態去討論這個問題，但是跟他們討論之后，我覺得他們非常認真。因為這跟現在很多人不愿意談論躺平問題或者擺爛問題是一樣的。很多人告訴我，其實我并不是理解這樣離開這個世界意味著什么，但是我確實不想麻煩任何人，我確實不想跟這個世界產生任何交集，我不知道去世以后會發生什么樣的聯系，但我好像認為最后這種方式可以使得我跟這個世界的關系迅速撇清。
作為一個老師，聽到這種答案還是會很難受的，因為你知道這不是一個沖動的回答，尤其是我是做人類學的，我知道任何人的一種意識或者觀念的形成，背后有很切實的社會實踐在生效，你知道這些所謂的理工科優異的學生在他們現有的生命中經歷過什么。這個課最重要的影響是，它本來是我介入學生或者介入我所在的社區最重要的手段，但是作為人類學家而言，我受到的最大的沖擊是我在這個課堂上見到了非常具體的人。
從第一輪開始講，我對這個課的要求就比較明確，我希望用一種介入式的教學，這種介入式教學跟最近這一年人類學公共性的討論是有關系的。我的態度是比較明確的，人類學在某種程度上，尤其是在最近這幾年，不是僅僅講講遠方或者你沒聽過的故事的專業，在中國的語境里，人類學很多知識的起點和認識的方式對我們所熟悉的文化環境、對我們所熟悉的表達邏輯是有很強的顛覆性的。
但我又覺得這種介入不應該是懸在半空中，比如我告訴學生一個可能對他們而言比較有沖擊的知識，而是你要讓他能夠借助一個很具體的東西去消化，不能只是變成頭腦風暴式的沖擊。有時候我會具體地強調，你要具身式地做一個事情。
這個課整個5次作業和最后期末的大作業都是葬禮的設計。一開始分完組以后，假設組里有一個同學不在了，其他同學的任務就是要到他的朋友圈、到他的微博找他生前的痕跡，給他設計一個儀式，大家玩得很high，但是有一次玩大了，學校認為有不吉利的東西，在學校里搞這個不吉利。后來我就只能停留在紙面上，假設是我去世了，我是一個老師，教這門課，但是我自己自殺了，原因不明，你們試著去消化這個死亡事件。
這個過程很有意思，很多同學一輩子沒有做過這種儀式，在他這個年紀，他只是這個儀式的非常邊緣化的參與者，但這個事做了以后，他們知道這個事是需要認真準備的。我教這門課最后一輪的時候，有一小組設計了一個情節，他們設計在我的葬禮上兩撥人打起來了，有一撥人認為這個老師非常好，有一撥人認為這個老師非常不好，他們在我的靈堂之前就打起來了。非常有意思，他們會設計很多這種非常有意思的環節。
這門課一直壓力都很大，但這個壓力跟我們這個環境有關系，在不經意間它實現了一個效果，它不斷地在試探我們對于死亡的某些避諱或者認知上的困境。有很多領導告訴我，我們知道你是在做好事情，你是在想做好事情，但是他們告訴我，你有沒有考慮，如果有學生聽了這個課，他本來就脆弱，你一給他講了這個之后，他更受不了了怎么辦？
這是一個典型的現代社會大家對于人的狀態的理解，大家認為人的狀態就是易耗品，任何人暴露在環境里，他要么受到磨損，要么受到沖擊，你除非給他干貨，給他身上貼一些象征的資本，除此之外，這些東西都不成立，尤其是在觸動死亡的時候。我的假設就是，尤其是年輕人，你告訴他這些問題的時候，他一定會向更加不確定去退縮。
但是我后來跟很多人講，我的課上有很多案例是大家因為聽了這個課程，找到一點點理由可以繼續堅持下去或者繼續活下去，我從來沒有聽過有人聽了這個課以后就退縮了。這實際上是一個人類學的命題，我們人類學研究人類文化的很多設計是有意識地把你置身于一些你很難面對，甚至有些時候很尷尬的狀態下，但這就是文化的力量，它可以展開一個對話的空間，使得你以前認為你很難面對的問題在這個區域里變得可以面對。
讓我總結一下，我覺得“理解死亡”這門課程對于我來講就像是知識上的即興表演，尤其是現在回想起來，它沒有一開始想象的那么完善，它這個課能講下去的狀態不見得有我想象的那么周全。但是這個課對于我這個人類學研究者而言，真的是幫我重新理解什么是當代，所以我后來參與很多面向公眾的活動，很多人覺得好像你還比較理解當代年輕人，其實這跟課堂有很大關系，因為當你試探到這種命題的時候，有些時候學生的反饋或者學生給你的直接沖擊讓你明白現在我們的緊張關系到底是什么。
第二，我放棄了學科的框架以后，自己作為一個受過教育的讀書人，在用自己的知識勞作走向學生的時候，收獲了很大自信。如果6年前你跟我說，你學過人類學，你給我講講托爾斯泰，我是不敢講的。但是后來我覺得，人類學可能不能講托爾斯泰，但是人類學講《伊凡·伊里奇之死》是沒有問題的，因為你不是作為一個終極的解釋，你是作為一個伴讀者，或者是一個陪伴學習的人，跟學生一起走進這個文本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我們有些時候在上課的時候會刻意地以自嘲的方式降低知識傳播和知識普及的價值，但是這些東西沒有我們想象的那么簡單，沒有我們想象的那么不重要，尤其在當代這個語境里。
如果說這個課有成功的地方，就在于它實際上不斷邀請學生進入到課堂里來，而且有些時候我會讓他們用自己非常真實的、有些時候是冒犯性的態度去進入到課堂。對課堂的沖擊沒有形成一種破壞性的張力，反而刺激我們師生之間用一種新的方式彼此理解。我自己的感慨是，這個時代需要“低端社會科學”，我這個“低端”的意思不是指它的知識含量低或者見識比較淺薄，我的意思是，它必須要直接跟人碰撞，哪怕人的問題意識非常粗糙。年輕人不可能問出太深入、太周全的問題，他們有時候也會意氣用事，可是那個問題意識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他直接刺激你校正自己表達的狀態。
《死亡詩社》
并不是說他能刺激你研究什么，而且我個人認為，現階段對于社會科學的授課和知識的表達而言，真正讓我們恐慌的不應該是技術或者網絡帶來的沖擊，而是很多研究者不管是在研究當中還是在授課當中其實是失去語感的，他研究的問題是真問題，他發現的東西是真的問題，但是他沒有辦法用跟這個時代對話的方式表現出來。當然我們的傳統價值觀認為知識不需要屈就于大眾的邏輯，這不是一個邏輯或者價值的問題，而是你的知識在一個什么樣的語境里被別人認可，它嵌入到什么環境里的狀態。
我最后分享一個真實的故事，最后那次授課的時候，一個女孩給我寫了一封信，因為她有很嚴重的問題，已經休學三四次都不能邁過這個檻。她在信里說，昨天晚上真的刀片就在手腕上，但是她想到第二天有這個課，決定還是再聽一下，看看這個面對死亡的課程能否講一些最終能讓她堅持下去的東西。我用這個例子不是證明這個課或者我本人有多么重要，我再次強調一點，其實它唯一的力量感就在于它創造了老師和學生、知識分子和普通受眾之間進入彼此生命的一個場域，或者一個可能性。
我一直覺得中國的社會科學，中國的社會學、人類學必須要跟公眾對話，這是我們學科的傳統決定的，因為我們歷史上沒有這樣的知識傳統。中國歷史上有文史哲傳統、有藝術宗教傳統，但是我們歷史上沒有社會科學的傳統，“社會”是一個新的概念，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把自己的基本學科理念植入到公眾的意識當中，其實這是一個比較攸關的問題。